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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郁达夫曾合编奔流杂志 两人书信往来甚密

2014-01-27 00:27:03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作者:陈子善 作者:
摘要:核心提示: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以后,他与郁达夫的交往日趋密切。达夫频频造访鲁迅,赠书借书,宴聚畅叙。鲁迅致郁达夫函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陈子善,原题为:《鲁迅郁达夫曾合编 奔流 杂志 两人书信往来甚密》鲁迅和郁

鲁迅和郁达夫深厚的文字交,凡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不会感到陌生。

核心提示: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以后,他与郁达夫的交往日趋密切。达夫频频造访鲁迅,赠书借书,宴聚畅叙。

鲁迅致郁达夫函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陈子善,原题为:《郁达夫曾合编"奔流"杂志 两人书信往来甚密》

鲁迅和郁达夫深厚的文字交,凡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当不会感到陌生。单以两人的通信为例,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的鲁迅致郁达夫函,据笔者统计,就有廿七通之多。但《鲁迅全集》所收录的鲁迅致郁达夫函,1981年版为四通(其中一通收信人为郁达夫和王映霞),2005年版增加了一通,总共只有五通而已。从鲁迅1928年6月26日致郁达夫第一通函至今,八十五年过去了,沧海桑田,还有可能发现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吗?

2013年10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黄世中先生编著的《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王映霞致黄世中书简(165封)笺注》。打开此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三通鲁迅致郁达夫函手迹照片(一通仅存最后一页),不禁又惊又喜。经核对,这三通书简《鲁迅全集》均未收录,是最新披露的鲁迅致郁达夫的佚简。

这三通鲁迅佚简的来历,编者在是书“附录三: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三封)”的最后有一句说明:“美国伊利诺伊州吴怀家先生收藏并提供”。再从书中“附录四:新发现的郁达夫、王映霞书简”的“黄按”:“这些信件是郁达夫1938年离开福州南下新加坡前,交给陈仪的秘书蒋受(应为授——笔者注)谦,蒋转交给吴怀家先生的父亲收藏。吴父去世以后,这些书信就由吴怀家先生收藏保存了”,应可推断这三通鲁迅佚简也是循此同一路径,即郁达夫——蒋授谦——吴怀家父亲——吴怀家传承的,当可视作流传有绪。由于经过鲁迅研究界长期不懈的努力,鲁迅佚文佚简的发掘工作已几近于穷尽,这三通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公布,无疑是鲁迅和郁达夫研究在史料层面的重要收获。

但是,根据手迹可知,这三通鲁迅佚简均未署写作年份。编者在是书“附录三”中考定,这三通鲁迅佚简分别写于1928年9月8日、10月2日和10月11日,而依据的理由仅短短几句话:“黄按:1928年6月20日,鲁迅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第二年12月即停刊。据鲁迅‘五期希即集稿’云云,新发现致郁达夫三函,当为1928年所作”,史实果真如此么?

查鲁迅日记,1928年9月和10月整整两个月中,只有9月12日有这样一句:“寄小峰信,附寄达夫函。”除此之外,均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而这唯一的一次寄函达夫,与第一通佚简落款“九月八夜”相差了四天,不可能是鲁迅笔误,或鲁迅写了四天之后才托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转交。虽然鲁迅已写信而日记未记之个案并非没有,如已收入《鲁迅全集》的1936年10月2日致郑振铎函,日记就只有间接记载。但是接连三通佚简,日记中竟然全无记载,未免过于巧合,令人无法置信。也因此,断定这三通佚简均写于1928年,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从鲁迅日记可知,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以后,他与郁达夫的交往日趋密切。达夫频频造访鲁迅,赠书借书,宴聚畅叙,特别是两人1928年6月合作创办《奔流》文艺月刊之后,讨论、交接稿件等更是经常,同年8月一个月里,两人见面就达七次之多。但1928年一年里,鲁迅致郁达夫函总共只有三通,而且,其中12月13日致达夫函已经收入《鲁迅全集》。而次年即1929年一年里,鲁迅致达夫函增至十四通,这也是两人交往史上鲁迅致函郁达夫最多的一年,占已知鲁迅致达夫函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查考这三通佚简的写作年份和月份,显然1929年的可能性最大。

第一通佚简全文是:

达夫先生:

昨得小峰来信,其中有云:“《奔流》的稿费,拟于十六号奉上,五期希即集稿为盼。”

这也许是有些可靠的,所以现拟“集稿”。第五本是“翻译的增大号”,不知道先生可能给与一篇译文,不拘种类及字数,期限至迟可以到九月底。

密斯王并此致候。

迅上 九月八夜

鲁迅1929年9月8日日记并无致函郁达夫的记载。但9月9日有 “上午……寄达夫信”,应理解为“九月八夜”写,9日上午付邮。信中首句“昨得小峰来信”,鲁迅9月7日日记中果真有“得小峰信并书报等”句,完全吻合。此信告诉达夫,因出版《奔流》的北新老板李小峰答应支付稿费,《奔流》“五期”将续编“集稿”,这“第五本是‘翻译的增大号’”,请达夫提供“一篇译文”。《奔流》共出二卷,1928年10月第一卷第五期并非翻译专号,1929年12月第二卷第五期也即终刊号才是“译文专号”,郁达夫也超额交稿,发表了《阿河的艺术》和《一个败残的废人》两篇译文。鲁迅1929年11月20日所作的该期《编辑后记》中,开头就说:“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也正可与此信所述互相发明。因此,这通佚简的写作时间应为1929年9月8日。

第二通佚简全文是:

达夫先生:

十一信当天收到。Tieck似乎中国也没有介绍过。倘你可以允许我分两期登完,那么,有二万字也不要紧的。

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但那“拟于十六”,改为“十五以后”了。虽然从本月十六起到地球末日,都可以算作“十五以后”,然而,也许不至于怎样辽远罢。

迅上 十一下午

这通佚简与上一通在写作时间和内容上都是衔接的。写作时间应为1929年9月11日。信中说:“昨天小峰又有信来,嘱集稿”,9月10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晚得小峰信并《奔流》第四期”,可见《奔流》第二卷第四期已经出版,李小峰再次恳请鲁迅编选第二卷第五期即后来的“译文专号”稿,鲁迅在此信中也再次通知达夫。9月11日鲁迅日记明确记载:“下午得达夫信,即复”,此信第一句又谓“十一信当天收到”,两相对照,更是考定此信写于1929年9月11日的确证。大概郁达夫接到鲁迅9月8日信后,拟翻译德国作家路德维希· 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的作品,供《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译文专号”之用,回信征询鲁迅意见,鲁迅才如此答复达夫,但此事后未能实现。

第三通佚简存文是:

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而稍稍驳杂一点,似于读者不无小补。因为《奔流》即使能出,亦必断断续续,毫无生气,至多不过出完第二卷也。

北新版税,第一期已履行;第二期是期票,须在十天之后,但当并非空票,所以归根结蒂,至延期十天而已。

迅启上 十月二夜

这是一通残简,仅存最后一页。鲁迅1929年10月2日日记云:“晚得达夫信”,当时郁达夫刚到安庆安徽大学任教,据已公开的郁达夫日记,鲁迅收到的这封信,是郁达夫9月30日在安庆付邮的。10月3日鲁迅日记又云:“晨复达夫信”,应即此信。此信虽落款“十月二夜”,因鲁迅经常当天深夜工作到次日凌晨,“十月二夜”也可理解为10月3日“晨”。信中关于“北新版税”的一段话更强有力地证实了此信写于1929年10月2日。是年8月,鲁迅与北新书局因著作版税事发生严重纠纷,聘请律师提起法律诉讼,李小峰急电时在的郁达夫赶到上海调解。8月25日,在郁达夫等人见证下,鲁迅与北新达成和解协议,鲁迅撤诉,北新则当年先分四期偿还拖欠鲁迅的版税,当日鲁迅日记有所记载。所以,鲁迅在此信中向调解人郁达夫报告北新偿还欠款的进度。鲁迅1929年9月21日日记云:“午杨律师来,交还诉讼费一百五十,并交北新书局版税二千二百元”,即为信中所说的“已履行”的“第一期”支付欠款;是年10月14日日记又云:“午杨律师来,交北新书局第二期板税二千二百”,也正是信中所述将“延期十天”才支付的“第二期”欠款。至于起首残句鲁迅说“商量。出一类似《奔流》之杂志”,也许郁达夫当时又起意创办新的文学杂志也未可知,但不会是编者所认为的指达夫与夏莱蒂合编的《大众文艺》,因为《大众文艺》1928年9月就已创刊,鲁迅也已为创刊号赐稿,似不必再“商量”也。

综上所述,这三通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的写作时间应可确定为1929年9月8日、9月11日和10月2日,而决不可能是《王映霞:关于郁达夫的心声》编者所说的1928年9月8日、10月2日和11日。纠正编者这一错误的判断,将有助于正确理解鲁迅这三通佚简和鲁迅与郁达夫的交谊,也有助于正确理解19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文事人事。事实上鲁迅这三通佚简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另一位人物,即出版鲁迅、郁达夫著作和所编刊物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但考察鲁迅、郁达夫和李小峰的关系,是另一篇研究文字的题目了。

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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