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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如何谋篇布局?

2014-03-26 20:00:51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摘要:编者按: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张占斌做客谈“京津冀一体化如何谋篇布局”。在谈到京津冀一体化将对三地普通百姓带来哪些影响时张占斌认为,产业和人口重新进行调整和配置后,不少人可以分散到北京周边的或者河北省的一些城市,可适当抑制北京房

  编者按: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张占斌做客谈“京津冀一体化如何谋篇布局”。在谈到京津冀一体化将对三地普通百姓带来哪些影响时张占斌认为,产业和人口重新进行调整和配置后,不少人可以分散到北京周边的或者河北省的一些城市,可适当抑制北京房价上涨。

  张占斌指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对老百姓来讲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三地交通设施先行,北京的地铁就可能延伸到周边河北一些城镇。另外,打造一小时都市圈,京张铁路、京承铁路、京唐铁路、京石客运专线高铁的建设都会加速北京和河北的联系。

  比如,三地加强协调,联手治理大气污染,出重拳,以向贫困宣战的决心来治理雾霾,相信会有一个很大的好转,未来还北京一片蓝天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由于产业和人口重新进行了调整和配置,可能更有助于老百姓就近就业,或者低门槛就业、低门槛创业,有助于服务业和新的产业发展,同时,由于有不少人不一定非得在北京城里工作,可以分散到北京周边的或者河北省的一些城市,也可适当抑制北京房价上涨。

  主持人:京津冀一体化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真的如相关报道所言已有近20年的时间了吗?最近为何关注度持续上升?

  张占斌:京津冀这一块有好几个概念,京津冀一体化、大北京地区、京津冀都市圈、首都经济圈等等,也包括最近总书记和总理提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我觉得都有相同的意思,只是说可能重点多少有一点点差异。京津冀一体化这件事情确实如果从最早的酝酿和学术界讨论、关注来说,可能应该说有20年,甚至不止20年,更长时间,80年代中期就有人讨论京津冀横向经济联合这些事情,但那时候讨论这些问题和我们现在所讲的京津冀一体化可能还有很多差距,内容上不如现在更全面一些。为什么这件事情最近这么受到关注呢?我想,可能最直接的原因是总书记最近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门听取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汇报,还有重要讲话,而且报道出来以后,社会上反响很强烈。这是一个直接原因。 另外,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或者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当下确实有比较特殊的意义。第一,我理解,我们今年是全面改革的元年,在今年,改革在京津冀如何体现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国家经济进入了一个中高速增长阶段,希望京津冀能继续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同时也能够担当起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对京津冀寄予很大的厚望。第三,城镇化规划公布了,城镇化在京津冀如何起动,如何破题,应当说更带有牵动全局的作用,影响会很大。理所当然社会很关注它。再有,由于最近几年京津冀地区雾霾非常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对民生的要求越来越看重,怎么通过京津冀的协调来治理雾霾,还京津冀一片蓝天,这是很大的一件事,甚至对我们党执政都有好处。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2月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产业对接、优化城市布局等其个方面的要求,您对此做何解读?

  张占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总书记这七条都很实,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殷切希望和关怀。这里面有鼓励,当然也有批评。我想,京津冀三地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理解总书记的精神,把协同发展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感觉到,总书记强调要把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认识,这是京津冀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里面确实讲到,比如顶层设计,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这就很重要。这个规划很早就开始,但一直没有出来,说明编制过程很艰难,但是这个如果做得好,对这个地区的协同发展很重要。另外总书记强调,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抱着团朝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总书记提出要发挥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这也为下一步京津冀三地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谋篇布局提供了指导方向。当然,这里面七个方面都很重要,可能眼下环境问题、交通问题、产业布局问题更迫切,也可以先做起来。去年6月8号,李克强总理也曾经召开过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克强总理也是希望环渤海地区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主持人:李克强总理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其中就包括“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您预计,2014年会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破题之年吗?

  张占斌:去年总理召开过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座谈会,今年总书记又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汇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一次提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我想这无疑将使京津冀一体化的合作发展会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铺开的大背景下,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起色。我注意到,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克强总理是把它放在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来讲的,应当说是有深意的。近两年来,我们国家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已经过渡到一个中高速增长阶段,如何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新一届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讲稳增长、促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但目前总量大的还是在东部,希望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地区能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潜力的新增长极。同时,这个区域还有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在增长的过程中,必须要转型升级,不能再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主持人:您认为目前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问题有哪些?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各自为政,若要实现协同发展就不得不突破利益藩篱,您认为是否有必要设立协调机构来进行统筹和规划?

  张占斌:应当说京津冀协同发展遇到的障碍和问题确实还有不少,过去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也进行过讨论,总结他们的观点,比如一是观念和心态上面存在问题,京津是中央直辖市,发展水平高,长期以“不跟你玩”的心态自居,按河北人的说法是我们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二是行政主导型经济,存在各种行政性限制,产业调整没有跳出行政区划界线;三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不畅,区域合作还没有上升到产业融合的高度和层次;四是国有企业比重大,市场化进程缓慢,民营经济薄弱;五是产业配套能力差,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配套基地大都选在广东,因周边的配套能力远不如广东。 确实,问题不少,可能还不止上述这些内容。但是我想,下决心做这件事情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设立必要的高规格的协调机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办法,这有利于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有利于加强统筹协调。

  主持人:从城市发展的层面来说,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对于三地将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张占斌:从总体上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优化空间布局,有利于资源的配置,有利于人口的流动,有利于产业的分工协作,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等等,有利于发挥他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引擎作用,有利于发挥他们在城镇化发展中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示范作用。

  主持人:对于北京来说,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对于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会起到哪些方面的作用?

  张占斌: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城市病,有些大城市病得更严重,怎么避免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北京、天津已经出现了一些城市病,也需要极早地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这样才有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比如,城市交通的拥堵,在京津两地都很严重,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市民很多幸福感被这个给抵消了。又比如,雾霾比较严重,给市民身心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再比如,特别是北京,房价居高不下,许多年轻人对能否长期在北京生存下去忧心忡忡。如果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得好,通过功能的重新定位和功能重组,加强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建设,互通互联,可以适当地分流一些产业、机构和人口,有助于减轻交通拥堵和房价居高不下、雾霾等社会问题。

  主持人:对于天津和河北来说,承接北京城市功能必然带来许多压力和挑战,它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张占斌:应当说,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的转移过去天津和河北也做过长期跟踪研究,特别是河北,有很高的积极性,过去天津也有积极性,但是滨海新区成为国家战略以后,更多的精力放到这儿了。他们一直在研究,但是不是真都做好了准备,也说不好。总书记从七个方面讲到了对经济协同发展的要求,我觉得对于天津、河北来讲,就是要重点从这七个方面来做好衔接。总书记提出的七条要求,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是战略性的,需要三地协同配套来落实,也就是说,京津冀都要围绕着总书记提出的七点要求,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来重新认识各自的定位,重新提高自己的认识,重新对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等等方面做出新的安排,才能适应这个形势发展的需要,才能够把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落实到位。

  主持人:从民生领域来看,京津冀一体化将对这三地的普通百姓带来哪些影响?

  张占斌: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对老百姓来讲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三地交通设施先行,北京的地铁就可能延伸到周边河北这一些城镇,另外,打造一小时都市圈,京张铁路、京承铁路、京唐铁路、京石客运专线高铁的建设都会加速北京和河北的联系。总书记和总理也都强调了这三地之间都要在交通和通讯上互通互联。三地加强协调,联手治理大气污染,出重拳,以向贫困宣战的决心来治理雾霾,相信会有一个很大的好转,未来还北京一片蓝天是可以期待的。另外,由于产业和人口重新进行了调整和配置,可能更有助于老百姓就近就业,或者低门槛就业、低门槛创业,有助于服务业和新的产业发展,同时,由于有不少人不一定非得在北京城里工作,可以分散到北京周边的或者河北省的一些城市,也可适当抑制北京房价上涨。

  主持人: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是否会对京津冀一体化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国外又有哪些可以借鉴之处?

  主持人: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三省市需要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各地政府必然会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又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占斌:从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来看,珠三角的区域协调是最好的,它在本省内协调,难度不是很大。长三角也不错,因为上海是龙头老大,是经济中心,可以起到带动作用,周边的城市对上海比较服气,也愿意紧紧围绕上海进行各方面的调整。现在看,就是京津冀这一块协调起来有一些困难,所以总书记和总理特别关注这一块,希望这一块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协同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看,这个协调的好,经济社会发展就能快,比如过去珠三角经济总量远远低于京津冀,但是,现在珠三角经济总量已经赶上来了。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加强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产业发展,城市群中间产业要有分工,有特色,特别是加大服务业的发展,是很多城市群发展的很重要的经验。同时,城市群之间要有很好的交通通讯相连,使人们出行工作学习更加便捷,也是很值得注意学习的经验。

  主持人: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三省市需要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各地政府必然会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又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主持人: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将产生哪些影响呢?

  张占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市场和政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协同配合,共同发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要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特别是产业布局、产业发展。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也包括治理雾霾。政府应该在发展战略、重大规划、重要标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社会管理方面有更大的担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地可能需要成立一个比较高规格的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规划,研究京津冀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规划等。

  张占斌: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专门讲到了优化城市布局和形态的问题,特别强调要优化东部地区城市群的问题。应当说,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 首先,可能就要求建立一个京津冀的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统筹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明确城市群发展目标、空间结构和开发方向,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布局。一般来说,中央政府要负责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群规划编制,省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内的城市规划编制。要特别强调,要增强京津冀经济辐射和带动功能。当前,应当先把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大气污染治理合作机制建立起来,先干起来,其他的事情可以认真研究、逐步实施。

  张占斌:谢谢网友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希望你们多提宝贵意见,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张占斌简介: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发展中国论坛副主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济学评审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硕士(吉林大学中国土地制度史专业),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重点系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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